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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朱熹这段话历来为人们所引用，是一个不必证明的学术事实，但在我看来，这一事实似乎并不足以保证：他的这段话就像教皇宗座的手谕训令一样毫无谬误。不知杨先生的如饥好奇心和似渴求知欲现在是否得到一些满足？如若不然，请再告知。
对此我的回应是：我揭示的孔孟儒学的深度悖论，恰恰就在于杨先生自己说的首先爱自己的亲人与以至爱天下的人之间。我自知并非专攻《论语》或《孟子》的专家，当然没有资格在这个问题上指导或劝诫任何人尤其是已出版过多部孟子研究专著、身为孟子研究专家的杨先生。既然这个崇高理想并不存在，以推恩不能实现这个理想来证明孟子学说中存在深度悖论，自然也就没有任何意义可言了。符合这一标准的我便肯定，反之则进行批判。……孟子所说的推恩是有差等的逐级的，孟子并不主张一视同仁的爱一切人。
至于杨先生惊诧两千多年来居然没有人能够看出这个重大破绽，古人受封建意识蒙蔽之深，刘先生得现代意识润泽之多，古人之愚笨，刘先生之高明，相差也太过悬殊了，我倒觉得杨先生不必硬拉原本缺失现代意识的古人做替罪羊，倒更应该反省一下自己是不是还在受儒家意识蒙蔽太深，不然为什么已经察觉到偏袒私利，却照旧一个劲儿地赞为圣王美德？其实，今天也有不少人（尤其是那些喜爱从事这类以天下养行为的人）依然认为：为了父母过上富裕生活而接受贿赂，为了儿女能够出国留学而巧取豪夺，为了妻子情人开心快乐而贪污公款，为了维系兄弟义气而提拔亲朋好友，为了战友一往情深而开后门批条子等等的长官行为（出于很明显的理由，这一类以天下养的行为总是来自杨先生热情希望我国现行法律应以当代西方法律为榜样进行修正、以便切实维护其利益的尊尊阶层），是合乎人性的腐败，是拥有正当理由的不正之风，是理无可恕的情有可原，是应该放他一马下不为例的正常做法乃至圣王美德，是遵照天理人情之至，在国家利益和亲情私利有矛盾冲突时偏袒亲情私利、偏向保护亲属利益——因为就连禽兽都知道保护自己。看来，学界正在从哲出发，长足进步到文。(3)最狭义的新文化运动截止于1918年底，为期三年。
[43] 黄林非：《论新青年的反孔非儒》，《北京青年政治学院学报》2005年第3期。[30] 荀子已谓之正义，今人用以翻译西语之justice(正义)。[28] 鲁迅：《随感录三则·孔教与皇帝》，见《鲁迅全集》第8卷《集外集拾遗补编》，第106页。例如，陈独秀肯定孔子的历史价值仅仅就是建立君、父、夫三权一体的礼教[40]，即局限在礼——伦理政治的层面。
本来，孔子儒学并非宗教意义的什么孔教，更非什么国教;将孔子儒学打造成宗教性质的孔教、儒教、国教之类的东西，蕴涵着开启通往奴役之路的危险。大致来说，新文化运动中的儒教一词，包括了孔教和礼教两层概念。
因此，称新文化运动为五四新文化运动是大错特错的，因为新文化运动跟1919年反帝的五四运动并没有直接关系;相反，五四运动的爆发使新文化运动的方向发生了逆转。反儒学者，往往用西方的现代思想观念来衡量儒学的古代形态，而以为中西对立;而持儒家立场者，也往往用古代的儒学来对抗现代的西方思想观念，也以为中西对立。[26] 陈独秀：《驳康有为致总统总理书》，《陈独秀著作选》第1卷，第217页。原来他也是个遗老!我从前听人说，孔教与帝制及复辟，都极有关系，这事虽然有筹安君子和南海圣人的著作作证，但终觉得还未十分确实。
[46] 这就不仅充分肯定了孔子儒学的历史地位，而且揭示了孔子儒学现代转化的可能。礼教之礼也是这样的涵义，即伦理与政治的制度规范。但无论如何，陈独秀对三纲的批判是切中要害的：这种皇权专制的制度规范尽管曾经有其价值(陈独秀承认这一点)，但今天已不合时宜。[29] 参见黄玉顺主编：《庚寅儒教问题争鸣录》，河南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
胡适也曾谈到：有许多人认为我是反孔非儒的。……孔子生长封建时代，所提倡之道德，封建时代之道德也;所垂示之礼教，即生活状态，封建时代之礼教，封建时代之生活状态也;所主张之政治，封建时代之政治也。
他说： 如果对新文化的接受不是有组织的吸收的形式，而是采取突然替换的形式，因而引起旧文化的消亡，这确实是全人类的一个重大损失。[53] 当然，陈独秀没有最后觉悟到：他所揭示的道理，本来就是孔子的生活儒学的基本原理。
故曰：张、康复辟，其事虽极悖逆，亦自有其一贯之理由也。在许多方面，我对那经过长期发展的儒教的批判是严厉的。作为宣告《新青年》宗旨的发刊词，《敬告青年》只有这一处提到孔，竟完全是正面的肯定态度。我对十二世纪‘新儒家(Neo-Confucianism)的开山宗师的朱熹，也是十分崇敬的。[36]阶级制度指等级制度。解放云者，脱离夫奴隶之羁绊，以完其自主自由之人格之谓也。
[23] 这就是说，所谓打孔家店并不是要打倒孔子儒学。中国古代从王权社会到皇权社会，其伦理是政治的，其政治是伦理的，可谓伦理-政治或者伦理政治。
今天，不论提倡、还是反对儒家伦理、儒家礼仪，都是不懂儒学原理的表现。[22] 胡适后来也在一封信中表示：关于‘孔家店，我向来不主张轻视或武断的抹杀。
当然，他们当时的认识还不是这么清楚明白。当然，陈独秀把三纲归入伦理是不确切的，三纲既是伦理的规范，也是政治的制度。
[32] 我们注意到，新文化运动所批判的礼教，基本上集中在儒学的礼的层面，亦即社会规范及其制度的层面，而不怎么涉及仁、义的层面。(三)新文化运动对重新发现儒学本源性观念的积极意义 这种更加本源、最为本真的观念层级，在我看来，就是生活的观念——前存在者的、作为存在的生活观念。早在1941年，作为儒家人物的贺麟就指出： 五四时代的新文化运动，可以说是促进儒家思想新发展的一个大转机。[1] 近年来，中国学界、尤其是儒学界出现了一股彻底否定新文化运动的思潮，其根据之一是对新文化运动之宗旨的这样一种判定：反孔非儒。
可惜新文化运动人物自己还不懂这个原理，甚至以为：这一君尊臣卑、父尊子卑、男尊女卑三权一体的礼教，创始者是孔子，实行者是韩非、李斯。究其原因，新文化运动的代表人物有一种错误的认识，以为孔子儒学的基本价值就在礼上、即制度规范层面上。
[19] 这里的关键词是君主专制;而在孔子的时代，君主专制、亦即帝制还没产生呢!君主专制的帝国制度产生于秦代、确立于汉代，孔子为历代君主所雕塑之偶像亦始于汉代。这里有必要澄清一下所谓打倒孔家店的说法。
[12] 又说：孔教为吾国历史上有力之学说，为吾人精神上无形统一人心之具，鄙人皆绝对承认之，而不怀丝毫疑义。孔子儒学被专制复辟政治势力绑架，一些儒者成为专制势力的帮凶或帮闲，这对于现代儒学来说无疑是一种深刻的历史教训。
[20] 鲁迅：《在现代中国的孔夫子》，见《鲁迅全集》第6卷《且介亭杂文二集》，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27页。已有学者指出，新文化运动并没有提出过打倒孔家店的口号;[21] 新文化运动的代表人物当时只有打孔家店的提法;把打倒孔家店当作新文化运动的纲领性口号，那是陈伯达等人的加工改造，是出于某种政治目的的歪曲。即便是激进如易白沙的《孔子平议》，也主张以东方之古文明，与西土之新思想，行正式结婚礼，神州国学，规模愈宏[45]。世称近世欧洲历史为解放历史——破坏君权，求政治之解放也;否认教权，求宗教之解放也;均产说兴，求经济之解放也;女子参政运动，求男权之解放也。
[15] 陈独秀：《孔子与中国》，载 1937年 10月 1日 《东方杂志》34卷 18、19号;见《陈独秀著作选》第3卷，第377-379页。简言之，新文化运动的宗旨就是人权与科学;在伦理政治方面，新文化运动的宗旨就是人权。
[50] 这种判断本来也没全错，但陈独秀却不明白，按照儒学原理，这种礼教属于形而下的社会规范及其制度，是随生活方式的转变、社会的转型而转换的。这就是说，事实上，新文化运动所批判的孔教是有其现实的实际所指的，即：并非孔子的学说，而是康有为、陈焕章等人的孔教。
在哲学上，这叫奠基关系，即形上学为形下学奠基;反言之，特定的形下学奠基于特定的形上学。[35] 黄林非：《论〈新青年〉的反孔非儒》，《北京青年政治学院学报》2005年第3期。